10世界战争（第7/10页）

公元前47年的晚春时节，这幸福的一对在尼罗河上做了一番巡游。它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的旅行。不管罗马人觉得亚历山大里亚多么奇特，它总还不是完全陌生的。城里的公民同罗马人一样，为他们享有的自由骄傲。表面上，亚历山大里亚是个自由的城市，就女王和她的希腊同胞的关系来说，她被认为是平等的一群人中的第一个。源于希腊古典时期的公民传统仍为人们所珍视，虽然它已变得很朦胧，克娄巴特拉也不能视若不见。一旦离开首都，随着游船轻轻划过金字塔和卡纳克神庙（Karnak）塔门，她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现在，她庄重扮演的是法老的角色，是第一个讲埃及语的希腊国王。与弟弟作战时，她向外省的土著人求助，而不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寻求支持。她不仅是古老神明的虔诚信徒，还是其中的一员，一个肉身的神明，天空女王的化身。

克娄巴特拉一身而二任：亚历山大里亚的第一公民和新伊希斯。对恺撒来说，既能跟一位女神上床，遥远的共和国的种种顾虑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一刻，它们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微不足道。据说，如果不是士兵们开始抱怨，他会陪着情人一直到埃塞俄比亚。这不过是些下流的传言，但它道出了一个危险的事实。恺撒旅行的前方的确是未知区域。首先，内战仍在进行，恺撒于5月底中断了尼罗河之行，率领军团去参加新的战斗了。胜利后又如何呢？在陪伴克娄巴特拉的时候，恺撒想了很久，想的内容将决定以后的许多事。或许，不仅是他自己的未来，也包括罗马和罗马之外的世界的未来。

反加图

公元前46年4月。太阳落到了尤蒂卡（Utica）城的那一边。在海岸以南20英里处，已成废墟的迦太基城正笼罩在一层薄暮中。远处的非洲海面上，满载着逃亡者的船只星星点点。夜已来临。很快，恺撒就要来了。他在埃及和亚洲的时候，梅特卢斯·西庇阿召集了一支部队，但如今已惨遭屠戮。尽管兵力远不及对手，恺撒还是打了个大胜仗。非洲落入了恺撒之手，尤蒂卡根本无力抵抗他。城防负责人加图很清楚，共和国没救了。

他为西庇阿的残兵败将准备了撤离的船只，自己却不肯走。那不是加图的作风。晚上，照着自己在法萨卢斯定的规矩，他坐着用餐，没有流露一点儿慌乱的神色，也没提过恺撒的名字。他喝着葡萄酒，谈的是哲学。加图特别强调，只有善良的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一位客人引经据典地反对他的论点，令加图很光火，连他的话都不肯听完。这是加图稍显不安的唯一证据。看到大家沉默不语，他马上转移了话题。加图不想让人看出他的情绪，或是猜出他的计划。

回卧室看了一会儿书后，他挥刀刺向自己。随从发现他倒在地上时，他还没有断气。在包扎伤口的一阵忙乱中，他推开医生，搅动自己的肠子，很快死去了。恺撒进入尤蒂卡时，全城一片哀悼的气氛。如对庞培一样，看着这个与自己长期为敌的人躺在那里，恺撒很悲痛。在海边举行的葬礼上，他致了悼词：“我嫉妒你已死去，正如你嫉妒我有饶恕你的机会一样。”21恺撒的确不喜欢加图设计的壮丽结局。作为罗马人炽烈自由信念的代表，没有谁比加图更有资格。如果恺撒有机会饶恕他，那将毁掉他对共和国理想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然而，血淋淋的英雄主义最终确证了他的一以贯之。死后的加图依然是恺撒最顽强的敌人。

鲜血、荣誉、自由，加图的自杀升华了这些罗马人珍爱的主题。精于动员民众的恺撒对此一目了然。公元前46年7月底回到罗马后，他认为是忘记死去的敌人的时候了。加图的死虽然悲壮，他却决心造出更壮观的场景。一番准备后，他于9月邀请公民同胞们参加庆功盛宴。这些年来，罗马人餍足了夸张的场面，但恺撒安排的娱乐活动的盛大组织与景象推翻了报酬递减率。长颈鹿，不列颠式战车，丝质的华盖，人工湖上的角斗，所有这些都取得了让观众目瞪口呆的预定效果。连庞培提供的表演都没有可与此相比的。他也没有像恺撒这样，连续获得四次凯旋式。

作为外国的敌人，高卢人、埃及人、亚洲人、非洲人被链子串起来，在欢呼的人群前游行。恺撒用这种方式在公民同胞面前庆祝胜利。即便清楚这样做很可耻，他也无法克制自己洋洋得意的情绪。在与克娄巴特拉从埃及出逃到取得非洲胜利之间，他抽出时间打败了法纳西斯国王。为夸示自己获胜的迅速，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短句：“我来了，我见了，我赢了。”22现在，它被写在大牌子上，随着游行队伍走过罗马。恺撒要借此跟庞培一比高下，因为打败法纳西斯的父亲米特拉达特斯主要是庞培的功劳。在追随恺撒战车的人群中，如果说那些见多识广的公民知道他意指的对手，他们对另一位对手的反应却绝不合征服者的心意。恺撒打败了庞培，但没有打败加图。这个事实让恺撒罕有地在宣传活动中出了丑。在第四次凯旋式上，明显为庆贺对非洲的胜利，他下令装饰一辆象征加图自杀的花车，跟着游行队伍走过罗马。他想表达一个观点：加图和一切与他为敌的公民是非洲人的奴隶，已经作为共谋者被消灭了。观众们不同意。看到花车时，他们哭了。即使是恺撒的怒火也无法灭杀加图的影响。

但共和国被他牢牢控制了。元老院惊异于他的辉煌成就，敬畏他的巨大权力，已心烦意乱地认可了他的胜利。为此，元老院亵渎了他们珍视的传统。二者的矛盾处令共和主义者十分痛苦。恺撒曾两次获得独裁官职务，一次在公元前49年底，为期11天，当时他正匆忙地准备执政官选举；另一次在公元前48年10月，为期1年。如今，在公元前46年春，他第三次得到这个职务，时间是史无前例的10年。他已经是执政官了，此时还获得了任命共和国所有行政官的权力，并滑稽可笑地被授予罗马的“圣贤（PerfectofMorals）”称号。甚至在苏拉当政的时候，权力也不曾如此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过，苏拉的前例也给人带来一点儿希望。10年的独裁官任期的确令人难以忍受，但还好不是终身制。重药治重症，其有效性以前有先例。无论如何，谁能否认共和国现在病得很厉害呢？

甚至还有人对治病者肩负的重任表示同情。“我们是他的奴隶，”西塞罗写道，“他是时代的奴隶。”23没有人了解恺撒对共和国的计划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如何治疗内战给共和国造成的创伤。然而，渐渐地，人们有了些模糊的希望，觉得要说有谁能把共和国带出危机，这个人非恺撒莫属。他的宽厚仁慈和出色才干众所周知。也没人有足够的威望对抗他：庞培、多米提乌斯和加图都已死去，连西庇阿也在非洲海岸的风暴中丧了命。庞培的儿子格尼涅斯（Gnaeus）和塞克斯图斯（Sextus）虽然还活着，但他们是怀着邪恶野心的年轻人。公元前46年冬，他们成功地在西班牙发动了危险的叛乱。当恺撒急匆匆离开罗马赶去镇压时，甚至那些庞培以前的追随者都希望他好运。比如在卡雷有上佳表现的卡修斯·朗吉努斯，他的态度就很典型。恺撒于法萨卢斯饶恕他以前，卡修斯是庞培手下的优秀海军指挥官。“我宁愿要这位熟悉的、仁慈的主人，”同西塞罗谈论恺撒在西班牙的进展时，他说，“也不愿要一位嗜血的新主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