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第11/13页）

(32)例如商初的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韩非子·难言》）周代膳夫也拥有特殊地位。《诗经·小雅·节南山》：“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这位膳夫不但得以弄权，而且齿列于诸卿士、司徒等高官之后。西周有四位膳夫，即克、梁其、此、山，作为诸多青铜器主而在铭文中留下了名字，如著名的《克鼎》、《梁其簋》、《此簋》、《善夫山鼎》等。从列鼎制度推断，克使用着大牢七鼎，此使用着大牢九鼎，其显赫可见一斑。参看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87页。春秋齐桓公时有位“以调味事公”的易牙（《管子·小称》），把儿子蒸了给齐桓公吃，或云其就是《左传》中的雍巫；裘锡圭先生云“雍通饔”（《杀首子解》，《中国文化》第九期），饔人也就是膳夫了。或谓“雍巫即食医之类，乃官名”。这位易牙也是以“尚食”身份兴风作浪的。《墨子·号令》：“三老、守闾令属缮夫为答。”（“属”原作“厉”，用岑仲勉说改。）岑仲勉解释说，三老、守闾各有职守，不宜召出，故欲见之者可由三老等属托膳夫代答。膳夫是他们家中的守者，这是氏族社会的习俗。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北魏鲜卑族称“贵人、作食人为附真”。又《元史》卷九九《兵志》云，怯薛中“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博尔赤”即厨夫，圣旨颁下必须经过他们的署名。白鸟库吉谓拓跋之附真即蒙古之博尔赤。可见膳夫实氏族社会之要官。见其《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汉代皇后的食官又称“私官”（参看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3页以下），也显示了掌膳者与主人有私亲，存在着特殊的“昵近习亲”关系。《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代国尚食监高袪跟汉文帝边吃边聊，昵态可掬。秦汉太官“掌御饮食”。《续汉书·舆服志下》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提到有“令史质堪上言，太官宜著两梁”，而尚书孟布认为“太官职在鼎俎，不列陛位，堪欲令比大夫两梁冠，不宜许”。陈忠于安帝建光年间上言：“太官令以供养言之，为最亲近，以职事言之，为最烦多，令又高选，又执法比太医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实不副。”主张太官令应该给予两梁冠的服饰。陈忠说太官“为最亲近”，犹存古官之义。

(33)好並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第250页。

(34)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燕京学报》新15期，2003年。

(35)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七，《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版，第67册第313页；又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16-917页。

(36)以上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37)《史记·儒林传》索隐引如淳：“《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又尹湾汉简中有郎中盛咸“以功迁”为二百石建陵丞的实例。由此可以推断郎中后来有比二百石者。参看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述》，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198页。

(38)《续汉书·百官志四》记载，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如三署郎中。这都是后汉制度。至于西汉时的太子庶子与太子舍人禄秩，应取卫宏《汉旧仪》：“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无员，亡新改为中翼子。”见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页。不过《汉旧仪》“庶子舍人”一条，文有舛误，其“庶子舍人”4字或者作“太子舍人”，或应删去“庶子”二字仅作“舍人”。前一个“四百人”，疑为“四百石”之讹，乃庶子的“比四百石”之文误入者；后一个“四百人”，前人已提出质疑，指出《续汉志》引《汉官》作“十三人”，而非四百人。质言之，“庶子舍人”这一条，应据“庶子”条校作“（太子）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亡新改为翼子”为妥。

(3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索隐》：“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按《索隐》之说不确。《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沈家本曰：‘《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苏林云：‘外郎，散郎也。’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旧注皆非。”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40)李孔怀先生谓“武帝时增设‘比郎’，秩比千石”，他还把“比郎”算成郎官之一。见其《汉代郎官述论》，收入中国秦汉史学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不过李先生误解了史料。《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的是期门军士比郎，期门仆射比千石。

(41)参看拙作：《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俸禄等级制新探》，《学术界》2000年第2期。

(42)据《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东方朔上书求仕，随后“诏拜以为郎”；《传》又记载，东方朔自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汉书·东方朔传》叙述东方朔做过“常侍郎”，还曾做过“太中大夫给事中”以及“中郎”，曾“陛戟殿下”。太中大夫、给事中也许禄廪较高，东方朔装模作样地吓唬“驺朱儒”之事，应是他初做郎中时的事情吧。正如陈直先生所说：“侍郎、郎中，为古代武士之通称，并无严格限制。”《汉书新证》，第89页。当时的侍郎、中郎，其实就是郎中之中的有幸“侍中”者。

(43)这个意见，是秦汉史博士生邹水杰同学，在我的“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研究”课上提出来的。特此致谢。

(44)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

(45)《汉书》卷八《宣帝纪》如淳注。

(46)陈直先生利用居延汉简考察汉代官俸，亦云：“各属吏身份中以书佐为最低。”《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