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了痛苦的毒（第9/15页）

鲁迅先生说，娜拉出走之后，无非是当妓女或者回家两种可能。这话说得当然很在理，又是鲁迅的话，我们于是就都接受了。但我依然喜欢娜拉，就像我现在喜欢《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飞跃疯人院》的麦克，《末路狂花》里的塞尔玛与路易丝那样，即使他们太天真也太一根筋了，并没想到这个世界也许根本就是无处可逃的，或者他们明知道，也要拼死一逃。这些人都是疯子，但是这些疯子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奇迹的东西。如果有，就只能发生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了。这样的人的存在，使奇迹的存在成为一种可能。

美国人是天性积极乐观的，他们的逃脱总是离奇绚烂，最后也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成功作为结局。不管现实是多么残酷，让梦想成真，让鸟儿飞翔，让人们自由。既然决定了要逃，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什么也不会让他们抓住，就是一种救赎。还记得塞尔玛和路易丝开车冲下悬崖那一幕么？那完美的一跃让人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就是这样，不惜代价，死也要逃。多年后再重温酋长用枕头捂死麦克的那一幕，我泪流满面，但心里由衷地感到欣慰。谢谢你，酋长，你终于没有把我们喜欢的麦克留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你终于让他离开了。

这是令人最悲伤的结局，但却不是最残忍的结局，让麦克这样地离开，让塞尔玛和路易丝这样地跃入大峡谷之中，这是美国人的乐观的结果。对于逃离这个主题，法国人是这样诠释的：一个男孩跑啊跑啊跑，他越过山坡，经过公路，穿过草地和栅栏，无所目的地希望逃出这个世界。最后路跑完了，尽头是一片茫茫大海，他面对着大海停下来。沿着海滩慢慢地，然后回过头来望向银幕外正在注视着他的人群。他没有哭，眼睛里只有痛苦的迷茫。

这是特吕弗《四百击》里那个著名的长镜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都觉得大师多是些冷酷的家伙。他要让一个逃亡者明白自己终究是无处可逃，他要让他年纪轻轻便彻底地幻灭，他要让他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有大把的人生需要他慢慢地熬。

我们都明白，这个男孩比所有那些成年人更真实。因为我们也都经历过这一切，我们也都选择了妥协，学习接受这人生桎梏的慢慢的煎熬，渐渐让铁链嵌入我们的肉体，让枷锁生为我们的灵魂。也许这样就麻木了，不疼了，就会忘记了我们曾经是那么地渴望自由。我们可以安慰自己并互相安慰，说那所有完美的故事都是虚构的。那不是现实中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真的那样奋不顾身地逃离。

这让我时而会陷入某种莫名的恐惧之中。有时候阻止一个人逃脱的不是绳索和铁链，而是自己的灵魂。还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坐了一辈子牢，却在获得自由之后上吊自杀的老人么？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讲，已无自由可言。当绳索深植于他的内心，就会捆绑着他的灵魂直到生命的尽头。走到哪里都是人生的牢笼，那才是真正的无处可逃。

一个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了，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所以“正常人”会选择继续装睡，用自我麻痹去缓解痛苦，他们拒绝被唤醒。或者像鲁迅这样，再也睡不着，只能在牢笼里发出痛苦的声音，断言大家都无处可逃。但是我想说，鲁迅先生太正常了，他还不够疯狂，如果他疯狂到像安迪那样，也许他会发现自己还有第三个选择。也许我们可以用小勺在墙上挖一个洞，那个洞的名字，叫做希望。它连接的去处只是一个可能的世界，那个世界，叫做自由。

逃，或者不逃，以及怎么逃，我们得靠自己来选择。

黑暗之光

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包了个小场地看电影，看的是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生生长流》。那天我到得晚了，电影已经开演了几分钟。银幕上满是废墟和灰尘。男人开着一辆黄色的轿车离开城市，后座上坐着的是他的儿子。

先看过电影的朋友于是和我解释了几句，这是1990年伊朗大地震后，阿巴斯回到当年拍摄电影的小村庄，去寻找当年在他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为了朋友不惜遭受责骂的小阿默，小演员住的村庄也是灾区，由于通讯不便，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于是我想起了那个有着一双忧郁的蓝眼睛的男孩，想起他瘦小却坚定奔跑在山陵间的身影和跪在窗前写作业的样子。那天晚上，他最终没能成功地把作业本交还到朋友的手中，那一阵大风突然把窗帘吹乱，他看见了妈妈在庭院里收衣服。狂风把庭院里的树叶卷起。然后他决定做一次枪手。

四年后另一部电影因为一场地震而诞生。当阿巴斯架上摄像机重返柯盖尔，一路上是失去亲人的灾民和没有尽头的废墟。导演和儿子不断地听人们讲述着大难逃生的经过；看人们在废墟中寻找毯子、水壶；看人们在废墟上重新开始生活。这部电影的情节和上一部一样简单，从头到尾都不过是讲述了一个寻找朋友的过程。

这是两部情节推进十分缓慢的电影，缓慢得好像我们的生活，既没有起伏的情感，也没有刺激的镜头。很多观众会觉得它是枯燥且不知所谓的。然而对于阿巴斯来说，引领着观众去探求事情最后的结果似乎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对人性的大的关怀也几乎被他抽丝剥茧地淡化在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镜头里。这使得电影有时看上去甚至过于冷酷。你看不到灾难中的人们流一滴眼泪。除了一个老女人趴在导演的车前诉说自己一家十几口都在地震中死去、只剩下她孤苦伶仃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从她那张苍老的脸上看到痛苦。然而她也依然没有哭，导演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他坐在车里，用一种近乎冷漠的表情注视着车窗外这张苍老的、快要流泪的脸，然后把车开走了。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知道导演并不是冷漠的人。如果他冷漠，他就不会冒着余震的危险驱车前往一个边远山区，去探望一个已经和他毫无关系的12岁的少年。他在路上碰到的一个个相识不相识的伊朗人也不是一群麻木的人。虽然他们是那么坦然地述说着自己的苦难，然而正是这样一群如蝼蚁般生存的人们，他们没有放弃活着的希望，平静地接受所有的苦难，没有丝毫的怨言。孩子们依旧期待着世界杯的比赛，为之打赌希望赢得一双袜子。年轻的恋人，在一家十几口死后的第二天，在一个用塑料布搭制的帐篷里度过新婚之夜。去参加葬礼的大叔，讨了死去的朋友的马桶背回去给活着的人继续使用。这是生命的光芒。这道光芒藏在无数的残垣断壁后面，藏在每一张平静的脸后面，淡淡地照亮着黑暗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