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25/52页）

在50年代和60年代，德卡拉瓦在哈莱姆（纽约黑人区）进行拍摄，人们可能期待作为非裔美国人的他会好战、愤怒，但他的观点恰恰总是融通，常常要依赖视觉提喻。场景的一部分，人物的一瞥就足以传达整体讯息。小说家有时能够让我们看透角色而无须描述他们，由此，在德卡拉瓦最为简洁的图像中，我们无须看到女人的脸或身体：我们从她的白手套、香烟和手袋中了解她的相貌。其他摄影师可能会记录1963年华盛顿黑人游行的声势浩大，而德卡拉瓦再现其的方法则是通过一系列特写镜头，其中之一只有一双穿着凉鞋的女人的脚，小腿的后侧，裙子的褶边。在这张照片的垂直面，站在她身边的两位女人的脚和裙子恰好可见。一个女人被拖走逮捕——我们也只能看到她的鞋和踝——如此顽固，如此平淡无奇，好像隐含了一种非暴力消极反抗的美学。

兰格和德卡拉瓦，不仅是在背影照上有交集。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些使这样一次相会成为可能所必须包括的摄影理由，他们彼此间的再次相遇会则更加引人注目。

你可以用帽子做什么……

——理查德·阿维顿

在摄影中，女人和帽子的渊源可大致归纳为魅力史和时尚史。(34)而男人和帽子的历史则是现实史和悠久史（相对于时尚的短暂）。不用说，这些差别并非固定不变。问题是大萧条时期的经典纪录影像已然在回顾中获得自身石洗后的魅力。时尚的智慧，它至今仍在美国专营耐磨“工作服”的卡哈特等品牌上继续存活，且拥有市场份额。

然而，大萧条故事可以相当简单地通过男人的帽子来讲述。要讲好这个故事，必须有些出入年表的自由，对影像重新进行洗牌，但这样做是为了忠于摄影师自己的做法。没有人期待杂志照片完全按拍摄的时间顺序来呈现。年表经常从属于美学或叙事顺序的要求。这不是在歪曲历史，只是重新安排而使事物看得更为清楚。

回到20世纪的20年代或30年代，每个人都需要戴帽子，至少男性无论如何都要戴。帽子就是生活的真相。每个人看上去都相像，因为都戴着帽子；即使帽子看上去一样，人们也能凭借帽子认出彼此。在黑白电影中，在维吉其时拍摄的犯罪照片中，通过邪恶的无名之辈经帽子透露的气质而得以辨识个体；在当年的纪录照片中，帽子用来将非人化的经济力量中的人力成本拟人化。人们无疑有可能挖掘出30年代制帽业命运的一整套数据，我所使用的作品作为时代的通用指标，其自身却卷入它所描述和象征的剧变，但这项事业要等待一个更为勤奋的年代史编者和分析者。我感兴趣的只是在此框架中正在发生什么，不是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照片引导我想到的会发生什么。我的研究领域——如果我们可以因“研究”一词而感到骄傲——限定在摄影固有的知识形态，以及从中得到的暗示或推断。

在经济滑坡前，帽子是美国富裕和民主的符号。人们戴上帽子，充满希望和期待。1929年10月后这一希望继续存在，但很快在人们观看和加入示威游行后，被附着了焦虑的特性。在兰格1933年摄于旧金山的照片中，一位男子的帽檐在“五一”大游行中透出了黑色光环。尽管大批帽子是政治力量聚集，人民团结的标志（从帽子来看）。最有力的表达是由蒂娜·曼多蒂拍摄的《工人游行》（Workers’ Parade，墨西哥，1926），从空中俯瞰，宽檐帽们正无情地迈进历史大潮。在北部边界传达的团结一致的希望将被证明是短暂的，因为大萧条将个人悲剧扩展到大规模范围。这一转变被汉塞尔·米斯（Hansel Mieth）摄于1934年旧金山海滨的照片记录下来。和曼多蒂的照片相似，一群人都戴着帽子，只看到背影。但在曼多蒂的照片中，人们自信地大步前行，这里却是恐慌的人群在混乱中伸手乞求极度短缺的——工作？食物？这一场景在1933年兰格拍摄的《领取白天使救济面包的队伍》中预先得到回应，该照片作为恰当图像中的一幅。兰格声明，“你有一种内心感觉，自己已被它完全包围了”［21］。人群中多数人背对镜头，位于中央的人转过脸，可以说，拒绝任何集体行为的想法，而倾向于面对兰格的真相，既坚忍克己又逆来顺受。这还不是他被单独挑出的原因：他的软呢帽远比照片中其他任何人的都糟糕。他像是即将到来的恶兆。到这个十年末，其他所有人都将以百折不挠的他为榜样。在另一不出名的版本中显示了照片对此的准确解读，有一位男性面对镜头，这次穿着得体。这一替代镜头呈现了一堆随意的细节；通过视觉集中的力量，传递出对历史必然如此的意识的缺乏。

21. 《领取白天使救济面包的队伍》（White Angel Breadline），多萝西娅·兰格，旧金山，1933年

电影制作者早就意识到以身着同样衣服的角色贯穿影片会使随后的剪辑和拼接的工作变得简单。故事可以被舍弃、更改，却不会给叙述的连续性造成困扰。这里描述的30年代胶片（由许多静态图像组成的影片），帽子，这个简单的符号意味着可以在多张照片中看到同一个人——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人。不仅在兰格的照片中，不，“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摄影师的许多作品中。比如我们再看到从领取白天使救济面包的队伍中走出的人物时，他也出现在罗伊·德卡拉瓦的照片中。我们会……我本想写的是“我们会返回讨论此问题”，但我希望这一提示此时是多余的。那些词语无形地印在几乎每一页的底部。

1938年兰格在得克萨斯州拍摄《驱出》（Tractored Out），照片上一个孤立的农舍被犁过的旋涡状的干土围绕。很明显，没有什么可以耕种了。土地的所有生命已被深耕翻出。如果还有犁出的线路，那就会构成一条小道、一条路径。实际上暗示的是所有的选项——所有可能的路径——都已穷尽。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无路可走。兰格照片的故事就是这土地看起来如何的故事——褶皱遍布、满是犁痕、干涸炎热——她人物的服装首先变形，然后是他们的手，最后是他们的面容。事实上，所有的这些都成为兰格和她丈夫保罗·泰勒（Paul Taylor）所说的“人类腐蚀”的同义词。在土地、衣服、脸和手之间没有什么可供选择。兰格自己强调和土地的联系，她观察到过去的佃农的“根基被刨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