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26/52页)

22. 《豌豆田边的失业者》(Jobless on Edge of Pea Field),多萝西娅·兰格,加利福尼亚帝王谷,1937年

© 承蒙多萝西娅·兰格作品收藏,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博物馆惠准

1937年,在加州的帝王谷豌豆田边,她拍摄了一个这样的农民,“蹲在尘土中——不知所措中又在做打算”[22],他的脸和衬衫一样皱皱巴巴,而衬衫又和犁痕一样满是折痕。它们中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他的靴子满是尘土,双手像一对皱缩的土豆,甚至连戴的帽子也是整个大萧条期间最为破旧的。在我所能找到的照片中,我把所有的帽子做了一个详尽的清单,这顶帽子如饼干的残渣般毫不起眼。他的生活沦落到与干枯的老蜥蜴相同的境地,在他帽子的阴影里寻求遮蔽,几乎什么都不靠也能活下去。同一个人——或是一个凭借可辨别的帽子也很难与他区别的人——突然出现在同一年同一个地方的另一张照片中。他的衬衫扣起,但在干瘪的脖颈处敞开。有一阵子他在等待好消息,然后他在等待任何消息。现在他只是在等待。

23. 《在手推车旁的人》(Man beside Wheelbarrow),1934年

© 多萝西娅·兰格作品收藏,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博物馆,奥克兰城。保罗·S. 泰勒赠品

但他仍然把头抬高。最终他会以手抱头,眼睛看着地下。兰格1934年拍摄的坐在手推车旁的男子的照片就是这样一幅毫不含糊的被生活打败的图像[23]。他低着头;看不到脸,只见帽子。在其他照片中,她所拍对象的手——戏剧感、优雅、戏剧化——成了多余的符号。生命还未从四肢中萎缩。关键是在这张照片中,看不到手。他坐着,低着头。我们所能见的就是他的帽子。

在大学里学习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我认识到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等待展现了所谓的人类状态。在现实中,这一普遍的状态在特定环境下得以显现;“荒诞”也总有可识别的内容或背后的经济因果关系。与此相一致,兰格指出她五年前“会认为拍一幅男人的照片就够了”,现在她想拍摄一位男子“站在他的世界里”。第一个象征性的支撑是一堵墙:他背对墙。她也故意显示“他的生计,像是倾覆的小推车”。小推车本身像是被损坏的残骸。对于兰格来说,这一点尤其切中要害,因为巨大的象征性的希望和方向盘有关。如果方向盘在手,你就可以继续前行。因此在她的一些最有英雄气概的作品中,人们紧紧抓住老爷车的方向盘,依旧把握自我决定的主动权。他们也依旧头戴帽子。这种韧性——帽子和精神——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渴望放弃、停止,表明不是想摆脱尘世的烦恼,而是要脱掉破旧的帽子。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乔德家中的其他人眼睁睁看着,约翰叔叔山穷水尽,无以为继时冲向酒水店要把自己喝死,“他在纱门前脱下帽子,扔进尘土中,在地上自卑地用脚后跟蹭着。他把黑帽留在那里,破烂、肮脏。他进店走向铁丝网后的威士忌酒架”。(35)

24. 《贫民区》(Skid Row),多萝西娅·兰格,旧金山,1934年

© 多萝西娅·兰格作品收藏,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博物馆,奥克兰城。保罗·S. 泰勒赠品

当时局变得很困难——又是该时段的纪实摄影的另一个教训:时局总是变得更糟——帽子已仅仅沦为一个枕头。在1934年旧金山的贫民区,兰格拍摄了两个正在睡觉的人,蜷缩在霍华德街上,以硬地为床[24]。他们从背靠墙变成头枕人行道。但你仍然觉得帽子是慰藉的来源——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又出现了熟悉的盲乞丐形象。在约翰·瓦尚摄于1937年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在华盛顿特区麦克拉克伦银行有限公司门口乞讨的人[25]。他的情形像是对如今无家可归的人在ATM机前扎营现象的预示,靠近河流的源头却无法解渴。瓦尚开始将穷困和企业势力并置,并达到一定效果。和兰格拍摄的手推车旁的男子照片一样,他也背靠墙,但在这种情况下,墙壁的存在是为了将他和身后银行代表的财富积累隔离开来。在斯特兰德、海因及他人的影像中,盲人标签述说了他的全部故事。在本幅照片中,故事简直就写在墙上,不是涉及他本人,而是将他排斥在外的一切。兰格的手推车是男子生活被倾覆的象征,而这里的帽子已然底朝天——不再保护头,而是用来讨饭。不再依赖他自己,他已抛弃自己的个性或身份。早期盲人照显示他们往往提供什么作为交换(通常是音乐);这里他只是站着,而帽子里面,正如我们所见到,空无一物。

25. 《盲乞丐》(Blind Beggar),约翰·瓦尚,华盛顿特区,1937年11月

© 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和摄影部,LC⁃USF33⁃T01⁃001047⁃M4

我们看到头戴帽子的人被逐出人行道,手拿帽子在乞讨。帽子的命运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衰落故事。埃德温·罗斯金(Edwin Rosskam)于1941年在芝加哥拍摄的照片记录了另一波新的经济低潮[26]。在建筑物的门口,我们看到一个男子,虚脱地坐在石台上,未戴帽子的头垂在两膝之间。从柱子后刚好可以看到帽檐,从他头上滑落躺在他脚边。这是最终的失败。他难以为继。裁决就显现在他右手攥紧的皱巴巴的白手绢:他已经向生活投降了。

但我们要记住30年代的教训:无任事情变得有多糟,它们总有可能会更糟。因而这还不是大萧条的最后一站。这一切将会被一位摄影师所记录,他刻意避开那个时代的纪录摄影所关注的重点。

26. 《黑人聚居区的公寓楼入口》(Entrance to Apartment House in the Black Belt)埃德温·罗斯金,芝加哥,1941年4月

© 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和摄影部,LC⁃USF33⁃005169⁃M4

有时摄影师会彼此拍摄,偶尔,他们会拍摄工作状态下的对方,更常见的是他们拍摄彼此的作品。有意或无意地,他们常常和同时代的人或前辈进行对话。谁又能将温诺格兰德在50年代拍摄的一张未命名的照片排除在对兰格的礼赞或兰格式(当然,我是指和兰格相关的主题)的尝试之外?在画面右边有个结实的穿着西装戴着草帽的男子背对镜头[27]。他正和左边抬头看他的男士交谈(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头)。再往左是一个木架上的帽子。因为帽子通常是人道的标识物,这就成为人类的帽子货架,又长又瘦,宛如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的作品——但更为基本,更接近于——用马丁·艾米斯的话说就是——人类的台球杆。就好像有三个人出现在画面中,其中两个戴着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