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4/52页)
38. 《莫宁赛德公园》(Morningside Park),保罗·斯特兰德,纽约,1916年
© 1990光圈基金会,保罗·斯特兰德档案
斯特兰德也运用了一些俯视镜头,复制了柯特兹最喜欢的拍摄角度之一。尤其是一张拍摄于纽约高架桥的照片,俯瞰地面上可能误以为是埃菲尔铁塔钢梁阴影的图案,一旁是两个模糊的身影站着在交谈。两位摄影师取景时从他们窗口俯瞰,大雪在其后院或公园形成了纯粹几何图形。他们都喜欢从上往下看,床单挂出晾晒待干,低矮房屋的屋顶形成扁平形状的拼贴图。对于斯特兰德来说,在1917年拍摄的这些照片是一个阶段,是一个出发点。而对柯特兹来说,这既是开端也是终点。
柯特兹十六岁时迷恋上了一位年轻女人,她住在其布达佩斯父母家的街对面。柯特兹会长时间透过他的窗户望着女人的窗口,在日记中记录看到她的每一眼。1925年到巴黎后他拍摄的第一幅照片就是从自己位于瓦万路旅馆的窗口捕捉到的街对面窗户的斜视图。柯特兹在巴黎迷上了摄影“概述”,他迁至纽约居住,仍极力寻找类似景观。到1952年,他和伊丽莎白搬进第五大道2号公寓的十二层,那里可以看到华盛顿广场公园。他开始感到这是他的命运:1911年至1912年间,他在布达佩斯的父母家中就已开始从窗户凝视地面,在巴黎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当他越年长,白雪越来越快速地造访其居留地。他也愈加理解雪莱诗句的断言式的问题:“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的,但继而也意味着:如果夏天来临,冬天也不会久远。
斯特兰德摄于中央公园的《冬天》[39]表现了一棵树在泛灰的雪上涂写的阴影书法,在一个角落是一个孩子拉着雪橇的模糊身影。照片整个由树的乌黑线条、树影和模糊人影组成。该照片摄于1913年至1914年,很像是柯特兹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的照片[40]的某个细节或是削减版。柯特兹要站得更后些,但如果部分被隔开,我们会看到非常像斯特兰德的作品。其他重要的差别是柯特兹在1952年拍摄了他的照片,在此期间,拉雪橇的年轻女孩已经变成一个穿着大衣拖着脚慢行的老人。这是一幅近似的照片,但它已上了年纪。
39. 《冬天》(Winter),保罗·斯特兰德,纽约中央公园,1913年至1914年
© 1980光圈基金会,保罗·斯特兰德档案
40. 《华盛顿广场公园》(Washington Square Park),安德烈·柯特兹,1952年
© 安德烈·柯特兹遗产管理公司,2005年
柯特兹视线所及,就是自身处境的反射。在雪中行走变成一种孤独的形式和悲伤的表达,且试图从中提供慰藉。大雪将城市变成荒野;公园因之成为广阔的中部平原——匈牙利的平原。柯特兹照片中穿大衣的男人踉跄地走过雪地,因背景的壮阔而相形见绌。他们来到可信任的长凳前,那是他们通常休息的地方,却发现它们不再是长凳而是某种城市的雪栅栏。因为雪将长凳据为己有,他无处可坐(并非故意,只因雪渐渐飘落),只有继续前行。
一个身着黑色大衣,头戴礼帽,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男性踯躅而行(常常,但不总是远离镜头)。大衣和礼帽的黑色导致他只能留下大致的轮廓。他始终出现在柯特兹的作品中。这并不是说他只在柯特兹的照片中现身,其早就出现在了其他摄影师(所有人都看得到他在那里)的作品中。但他始终徘徊在柯特兹的作品里,事实上我的意思相反:是柯特兹的镜头在他身上停留,深思。他看起来像是典型的移民,有时像是从关于匈牙利的照片中剪切下来,粘贴到纽约巨大的桥梁和仓库等现代建筑中。
41. 《博克斯凯广场》(Bocskay⁃tér),安德烈·柯特兹,布达佩斯,1914年
© 安德烈·柯特兹遗产管理公司,2005年
人们常常把这一图像特别和柯特兹的中老年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人物首先在其年轻时的作品中闪现。我们遇见他们……让我这么说吧:我们遇见这个人物——因为只有一个而已,通过大衣和礼帽立即得到辨识,而淡忘了其他典型特征——1914年独自夜行在布达佩斯的鹅卵石小径上[41]。加缪说我们在夜间看到鸟类总是以为它们在归家,但当看到柯特兹照片中裹着大衣的男子时,我们却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没有亮灯的窗户在召唤。不,是街道本身,是踯躅的行动,事实上是大衣表现了家恒久不变的意味。即使那样,这个男子看起来像是他过往自我的阴影。他不能快速移动,也无法想象他曾经能够跑起来。然而在柯特兹开始拍摄这个男人的同时,他为其弟弟和自己拍摄了充满活力的照片,他们脱去衣服,几近全裸,互相比赛,充满了对运动的爱。甚至就在那时,柯特兹照片中体现出对未来以及一段和家人相处的时光的渴望也已带有怀旧意味,那些夏天和弟弟相处的美好时刻会变成回忆,衰退,保留在雪中独行的男人的头脑里,好像他们穿着拖鞋,踱步过街,在一个阴冷的医院病房中,忍受不知名的病痛,唯一治愈的方法就是不断行走。“那些日子的回响重返我身边,”卡瓦菲斯写道,
站着重读一封信直到日光暗淡
唤起年轻生命的热情
当我们在一起时
黯然,我走到阳台
看到街道和店铺前人来人往
心绪有了些微变化
柯特兹留意的街景常常是其自身在纽约漂泊和失意落寞感受的剪影代表。街上走向商店的人们,是他悲伤的使者。那就是摄影师的全部了:你走在街上或坐在长凳上——或是看到窗外的人们在行走或坐在长凳上。
在约翰·保曼的(John Boorman)电影《翡翠森林》(Emerald Fsrest)中,一个亚马孙印第安人吞食了治疗精神病的药物,释放其鸟类或野兽的灵魂。当他躺在窝棚中沉睡时,他的美洲狮或是秃鹫的自我在咆哮,在丛林中、在精灵的世界里奔跑。每每想到柯特兹,我心中就会浮现出类似的画面——如果不是如此壮观的话。摄影师躲在相机后面,目睹他的替身走进物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