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35/52页）

42. 《统舱》（Steerage），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1907年

在这方面，斯蒂格里茨是先驱或是祖师爷。回顾他如何在1907年拍摄著名作品《统舱》时，斯蒂格里茨回忆起如何在上层甲板，“察看栏杆时，看到一个戴草帽的年轻人，草帽形状是圆的。他正俯瞰下层舱的男男女女……整个场景让我着迷。我渴望逃离自身环境，加入他们”［42］。摄影师偶遇令其着迷的场景，他渴望融入其中，并寻找一种方法，既可以记录场景，又能将他的替身（参与其中的观察者）包括在内。

在刘易斯·海因表现意大利市场的盲乞丐［2］的作品中，人物相同——身份却略微不同。多萝西娅·兰格也清晰地描述了摄影师在构图时发生了什么，“一个人是整体的一部分，尽管只是观察又观察”。在某些情况下，摄影师可以两全其美，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在拍摄布拉塞之夜时，曝光时间足够长，使摄影师既能拍摄照片，又能四处行走成为作品中特定的一员。(44)

在另一张斯蒂格里茨于1900年至1901年所摄的照片中，情况要更复杂一些［43］。照片表现了第30号街在照片底端交集，而第五大道在左边斜对角向上。马拉出租车——我倾向于认为这与在1893年的第五大道上的雪中模糊看到的是同一匹马——站在画面底端，就像生长在它上方角落的一棵树一样永久。这幅照片曝光时间相对较短，抓拍了一个身披斗篷的人物正朝照相机方向走来，而在其左侧，出租马车朝相反方向缓缓移动。

想象一下，就在一个世纪之前，这一瞬间就是此刻！而身披斗篷之人——甚至他也——肯定对“此刻”变为“彼时”有些模糊认识。当他穿过街道，经过手持相机的人时，一定会回头瞥一眼照片看起来如何，却只能发现自己——那一瞬间将其定义为一张照片——已不在那里。几秒钟之间他来了又去，唯有留下足迹而已；这是他特殊的命运——这也是照片所坚持的——永远不具备回看的优势，而只能呈现瞬间和永恒，如依然在那守候的马匹和建筑一般耐心。

43. 《街道》（The Street），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纽约第五大道，1900年至1901年

这个反复被柯特兹看见的男子，引导摄影师和我们经历了那些使一切都能以形象化的方式被理解的时刻。没有他，没有这个摄影师灵魂的外在代表，就不可能有照片产生。我们在匈牙利见过他的身影，在巴黎看到他站在奥赛码头，背在身后的手里握着拐杖，看着两个身着大衣的人向他走来。我们在1954年的纽约看到他凝视河流，桥梁成为其背景［44］。由于站在前景的他正往另一个几乎同样的人的方向看去，这使得他作为摄影师替身的感觉得到了强化。如果相机像电影一样向回拉，我们可能看到另一个人物，摄影师自己正注视着另两位主角。通过某种倒转的望远镜，这一回拉将会继续，直到我们能够追随着这目光的接力，回到摄影师正在向外望的公寓窗口。

44. 《纽约》（New York），安德烈·柯特兹，1954年

这一人物形象一点也不阴险，丝毫不像爱伦·坡的“人群中的人”（也不像其前身“都市闲逛者”）。不，这一人物只是漫步者，像是白天没有工作的雇员，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消耗手头过多的闲暇时光。他是那种喜欢看建筑工地——那些还未成为摩天大楼或多层停车场地基的巨大空洞——的人之一。那是他最接近崇高的户外场景。他的大衣足够惬意地将城市变为内景，一个任其曳步的客厅。除了秋季或冬季，很难想象他会在其他季节现身。与其说他穿着大衣毋宁说是栖身其中。他看东西总是稍有些斜视。他就像个老妇人从窗帘后面偷窥，即使当他外出上街时也是以管闲事为动力，尽管它们已遭大幅稀释。他很满足于观察生活，总有些无聊又常在等待，即使等的只是一辆公交车。如果不行看别人等车也好。在漫步过程中哪怕对事物最细微的变化也很警惕，他总能告诉你当时的情况。无意听到有人给游客指路时，他会静静地听着，评价，等待，如果需要就进行指正或改进。他的生活因显然完全缺乏意义而有了一个纯粹目的：过好每一天。他有着类似树或树荫下长凳的耐心。

柯特兹观察到的人物和斯特兰德在1915年镜头捕捉到的人物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匆匆走向华尔街。斯特兰德想拍摄人们在刚刚完工的J. P. 摩根大楼外“冲向工作”，那巨大的黑色窗户像庞然大物那样在急跑的人群之上摆动。斜射的阳光将蜂拥的人群的阴影投射在他们身后，正如斯特兰德自己所说：“巨大的黑色窗户就像巨胃吞进了匆忙的人群。”柯特兹的人物完全没有紧迫或慌张感。他们具有被排除和被选择的特性，被贴上“无班可上之人”的标签。阿勃丝在1969年认识到，工作最好的一面是“帮你阻挡不可回答的问题”。没有费时工作的干扰，甚至无足轻重的问题也承担着命运的重量。你有一整天来消化感受到的怠慢，得出错误决定，但继而还能够得到安慰：这些开始看起来像是真实生活，其他什么也不能干扰你，就如同长凳是公园的一部分，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当你来到公园长凳时，却发现可能是你最喜爱的长凳已遭损坏，这一经历既是个人的失望，也是对于你几乎放弃自我的确证。你能做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看它并思索能从中解读出多少含义，自己如何去面对它，命运和机会实际上究竟有何区别？

有很多艺术家，尽管不是先锋者或是创新者，却擅长总结那些先锋者或是创新者的特点。摄影师、音乐家、画家无不如此。看到史蒂夫·夏皮罗（Steve Schapiro）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美国摄影经典主题的痕迹和重构。对于这一点，夏皮罗可以说相当坦率：在他具有回忆录性质的《美国边缘》（American Edge）一书中，第一幅照片就是1965年塞尔玛游行中高举星条旗的示威者，这不仅是政治姿态，而且是在向《美国人》象征性地致敬。这没有降低他作品的声望，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夏皮罗缺乏创新者独有的强迫性特质，使他作为摄影媒介的评论者就显得非常珍贵：他让我们集中看到摄影史上更为普遍的趋势。